《論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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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時間: 2019-0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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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語》

《論語》是儒家學派的經典著作之一,由孔子的弟子及其再傳弟子編撰而成。共二十篇,成書時間大約在春秋戰國時期。它以語錄體和對話文體為主,記錄了孔子及其弟子言行,集中體現了孔子的政治主張、論理思想、道德觀念及教育原則等。與《大學》《中庸》《孟子》《詩經》《尚書》《禮記》《易經》《春秋》並稱「四書五經」。為後人研究孔子思想的主要資料。全書共20篇、492章,首創「語錄體」。南宋時,朱熹將它與《孟子》《大學》《中庸》合為「四書」。《論語》與《易經》、《老子》,共為中華民族的幾部源頭性經籍,它們不僅是道德跟文化的重要載體,而且是古代聖哲修身明德、體道悟道、天人合一后的智慧結晶。

中文名稱:《論語》外文名稱:The Analects of Confucius
文學體裁:語錄體、敘事體編撰人:孔子弟子及再傳弟子
所屬年代:春秋戰國時期成書時間:約公元前540年—公元前400年
歷史地位:儒家學派的經典著作之一意義:中華民族的幾部源頭性經籍
齊名書籍:《孟子》、《大學》、《中庸》世界影響:形成東亞儒家文化圈
文字類型:文言文內容:孔子及其弟子言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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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命名來由/《論語》 編輯

《論語》《論語》
《論語》[1]一書記載著孔子的言語行事,也記載著孔子的著名學生的言語行事。班固的《漢書·藝文志》說:「《論語》者,孔子應答弟子,時人及弟子相與言而接聞於夫子之語也。當時弟子各有所記,夫子既卒,門人相與輯而論纂,故謂之《論語》。」

《文選·辨命論注》引《傅子》也說:「昔仲尼既沒,仲尼之徒追論夫子之言,謂之《論語》。」

從這兩段話里,得到兩點概念:(1)「論語」的「論」是「論纂」的意思,「論語」的「語」是「語言」的意思。「論語」就是把「接聞於夫子之語」「論纂」起來的意思。(2)「論語」的名字是當時就有的,不是後來別人給它的。

關於「論語」命名的意義,後來還有些不同的說法,譬如劉熙在《釋名·釋典·藝》中說:「《論語》,記孔子與弟子所語之言也。論,倫也,有倫理也。語,敘也,敘己所欲說也。」那麼,「論語」的意義便是「有條理地敘述自己的話」。說到這裡,誰都不免會問一句:難道除孔子和他的弟子以外,別人說的話都不是「有條理的敘述」嗎?如果不是這樣,那麼「論語」這樣的命名有什麼意義呢?可見劉熙這一解釋是很牽強的。(《釋名》的訓詁名物,以音訓為主,其中不少牽強附會的地方。)還有把「論」解釋為「討論」的,說「論語」是「討論文義」的書,何異孫的《十一經問對》便是如是主張,更是后出的主觀看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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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論語》命名的來由,也有不同的說法。王充在《論衡·正說篇》便說:「初,孔子孫孔安國以教魯人扶卿,官至荊州刺史,始曰《論語》。」似乎是《論語》之名要到漢武帝時才由孔安國、扶卿給它的。這一說法不但和劉歆、班固的說法不同,而且也未必與事實相合。

《禮記·坊記》中有這樣一段話:「子云:君子弛其親之過而敬其美。《論語》曰:『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坊記》的著作年代我們目前雖然還不能確定,但不會在漢武帝以後,是可以斷言的。因之,《論衡》的這一說法也未必可靠。

由此可以得出結論:「論語」這一書名是當日的編纂者給它命名的,意義是語言的論纂。

2 編著年代/《論語》 編輯

《論語》《論語》
《論語》又是若干斷片的篇章集合體。這些篇章的排列不一定有什麼道理;就是前後兩章間,也不一定有什麼關聯。而且這些斷片的篇章絕不是一個人的手筆。《論語》一書,篇幅不多,卻出現了不少次的重複的章節。其中有字句完全相同的,如「巧言令色鮮矣仁」一章,先見於《學而篇第一》,又重出於《陽貨篇第十七》;「博學於文」一章,先見於《雍也篇第六》,又重出於《顏淵篇第十二》。又有基本上是重複只是詳略不同的,如「君子不重」章,《學而篇第一》多出十一字,《子罕篇第九》只載「主忠信」以下的十四個字;「父在觀其志」章,《學而篇第一》多出十字,《里仁篇第四》只載「三年」以下的十二字。還有一個意思,卻有各種記載的,如《里仁篇第四》說:「不患莫己知,求可為也。」《憲問篇第十四》又說:「不患人之不己知,患其不能也。」《衛靈公篇第十五》又說:「君子病無能焉,不病人之不己知也。」如果加上《學而篇第一》的「人不知而不慍,不亦君子乎」,便是重複四次。

這種現象只能作一個合理的推論:孔子的言論,當時弟子各有記載,後來才彙集成書。所以《論語》一書絕不能看成某一個人的著作。

那麼,《論語》的作者是一些什麼人呢?其中當然有孔子的學生。今天可以窺測得到的有兩章。一章在《子罕篇第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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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牢曰:『子云:吾不試,故藝。』」「牢」是人名,相傳他姓琴,字子開,又字子張(這一說法最初見於王肅的偽《孔子家語》,因此王引之的《經義述聞》和劉寶楠的《論語正義》都對它懷疑,認為琴牢和琴張是不同的兩個人)。不論這一傳說是否可靠,但這裡不稱姓氏只稱名,這種記述方式和《論語》的一般體例是不相吻合的。因此,便可以作這樣的推論,這一章是琴牢的本人的記載,編輯《論語》的人,「直取其所記而載之耳」(日本學者安井息軒《論語集說》中語)。另一章就是《憲問篇第十四》的第一章:

「憲問恥。子曰:『邦有道,谷;邦無道,谷,恥也。』」

「憲」是原憲,字子思,也就是《雍也篇第六》的「原思之為宰」的原思。這裡也去姓稱名,不稱字,顯然和《論語》的一般體例不合,因此也可以推論,這是原憲自己的筆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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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語》的篇章不但出自孔子不同學生之手,而且還出自他不同的再傳弟子之手。這裡面不少是曾參的學生的記載。象《泰伯篇第八》的第一章:

「曾子有疾,召門弟子曰:『啟予足!啟予手!《詩》雲,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覆薄冰。而今而後,吾知免夫!小子!』」

不能不說是曾參的門弟子的記載。又如《子張篇第十九》:

「子夏之門人問交於子張。子張曰:『子夏云何?』對曰:『子夏曰:可者與之,其不可者拒之。』子張曰:『異乎吾所聞:君子尊賢而容眾,嘉善而矜不能。我之大賢歟,於人何所不容?我之不賢歟,人將拒我,如之何其拒人也?』」

這一段又象子張或者子夏的學生的記載。又如《先進篇第十一》的第五章和第十三章:

「子曰:『孝哉閔子騫,人不問於其父母昆弟之言。』」

「閔子侍側,誾誾如也;子路,行行如也;冉有、子貢,侃侃如也。子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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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語》孔子
孔子稱學生從來直呼其名,獨獨這裡對閔損稱字,不能不啟人疑竇。有人說,這是「孔子述時人之言」,從上下文意來看,這一解釋不可憑信,崔述在《論語余說》中加以駁斥是正確的。我認為這一章可能就是閔損的學生所追記的,因而有這一不經意的失實,至於《閔子侍側》一章,不但閔子騫稱「子」,而且列在子路、冉有、子貢三人之前,都是難以理解的,以年齡而論,子路最長;以仕宦而論,閔子更趕不上這三人。他憑什麼能在這一段記載上居於首位而且得著「子」的尊稱呢?合理的推論是,這也是閔子騫的學生把平日聞於老師之言追記下來而成的。

《論語》一書有孔子弟子的筆墨,也有孔子再傳弟子的筆墨,那麼,著作年代便有先後了。這一點,從詞義的運用上也適當地反映了出來,譬如「夫子」一詞,在較早的年代一般指第三者,相當於「他老人家」,直到戰國,才普遍用為第二人稱的表敬代詞,相當於「你老人家」。《論語》的一般用法都是相當於「他老人家」的,孔子學生當面稱孔子為「子」,背後才稱「夫子」,別人對孔子也是背面才稱「夫子」,孔子稱別人也是背面才稱「夫子」。只是《陽貨篇第十七》中有兩處例外,言偃對孔子說,「昔者偃也聞諸夫子」;子路對孔子也說,「昔者由也聞諸於夫子」,都城是當面稱「夫子」,「夫子」用如「你老人家」,開戰國時運用「夫子」一詞的詞義之端。崔述在《洙泗信錄》據此斷定《論語》的少數篇章的「駁雜」,固然未免武斷;但《論語》的著筆有先有后,其間相距或者不止於三、五十年,似乎可以由此窺測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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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語》一書,既然成於很多人之手,而且這些作者的年代相去或者不止於三、五十年,那麼,這裡后編定者是誰呢?自唐人柳宗元以來,很多學者都疑心是由曾參的學生所編定的,我看很有道理。第一《論語》不但對曾參無一處不稱「子」,而且記載他的言行和孔子其他弟子比較起來為最多。除開和孔子問答之詞以外,單獨記載曾參言行的,還有《學而篇》兩章,《泰伯篇》五章,《顏淵篇》一章,《憲問篇》和孔子的話合併的一章,《子張篇》四章,總共十三章。第二,在孔子弟子中不但曾參最年輕,而且有一章還記載著曾參將死之前對孟敬子的一段話。孟敬子是魯國大夫孟武伯的兒子仲孫捷的謚號。假定曾參死在魯元公元年(周考王五年,紀元前四三六年。這是依《闕里文獻考》「曾子年七十而卒」一語推定的),則孟敬子之死更在其後,那麼,這一事的敘述者一定是在孟敬子死後才著筆的。孟敬子的年歲我們已難考定,但《檀弓》記載著當魯悼公死時,孟敬子對季昭子的一番話,可見當曾子年近七十之時,孟敬子已是魯國的執政大臣之一了。則這一段記載之為曾子弟子所記,毫無可疑。《論語》所敘的人物和事迹,再沒有比這更晚的,那麼,《論語》的編定者或者就是這班曾參的學生。因此,我們說《論語》的著筆當開始於春秋末期,而編輯成書則在戰國初期,大概是接近於歷史事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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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版本真偽/《論語》 編輯

《論語》東漢張禹碑
《論語》到漢朝,有三種不同的本子:(1)《魯論語》二十篇;(2)《齊論語》二十二篇其中二十篇的章句很多和《魯論語》相同,但是多出《問王》和《知道》兩篇;(3)《古文論語》其書為古文字(指戰國時通行於六國的文字),二十一篇,也沒有《問王》和《知道》兩篇,但是把《堯曰篇》的「子張問」另分為一篇,於是有了兩個《子張篇》。篇次也和《齊論》、《魯論》不一樣,文字不同的計四百多字。今本《論語》,系東漢鄭玄混合各本而成,共二十篇。《魯論》和《齊論》最初各有師傳,到西漢末年,安昌候張禹先學習了《魯論》,後來又講習《齊論》,於是把兩個本子融合為一,但是篇目以《魯論》為根據,「採獲所安」,號為《張候論》。張禹是漢成帝的師傅,其時極為尊貴,所以他的這一個本子便為當時一般儒生所尊奉,後漢靈帝時所刻的《嘉平石經》就是用的《張候論》。

《古文論語》是在漢景帝時由魯恭王劉余在孔子舊宅壁中發現的,當時並沒有傳授。相傳秦始皇(公元前二五九---前二一0)焚書坑儒,孔子九世孫孔鮒曾把古文《論語》及孔子的經典著作藏於夾壁中,後世擴建時才發現,其壁稱「魯壁」。

何晏《論語集解·序》說:「《古論》,唯博士孔安國為之訓解,而世不傳。」《論語集解》並經常引用了孔安國的《注》。但孔安國是否曾為《論語》作訓解,《集解》中的孔安國說是否偽作,陳鱣的《論語古訓·自序》已有懷疑,沈濤的《論語孔注辨偽》認為就是何晏自己的偽造品,丁晏的《論語孔注證偽》由認為出於王肅之手。這一官司我們且不去管它。直到東漢末年,大學者鄭玄《論語注》以《張候論》為依據,參照《齊論》、《古論》,作了《論語注》。在殘存的鄭玄《論語注》中我們還可以窺見魯、齊、古三種《論語》本子的異同。

然而,我們今天所用的《論語》本子,基本上就是《張候論》。於是懷疑《論語》的人便在這裡抓住它作話柄。張禹這個人實際上夠不上說是一位「經師」,只是一個無恥的政客,附會王氏,保全富貴,當時便被斥為「佞臣」,所以崔述在《論語源流附考》中竟說:「《公山》、《佛肸》兩章安知非其有意采之以入《魯論》為己解嘲乎?」但是,崔述的話縱然不為無理,而《論語》的篇章仍然不能說有後人所杜撰的東西在內,頂多只是說有摻雜著孔門弟子以及再傳弟子之中的不同傳說而已。

如果我們要研究孔子,仍然只能以《論語》為最可信賴的材料。無論如何,《論語》的成書要在《左傳》之前,劉寶楠在《論語正義》(《公山章》)主張:論語是用來補充《左傳》的,不應該根據《左傳》來懷疑《論語》。至於崔述於後代的封建道德作為標準,以此來範圍孔子,來測量《論語》的真偽,純駁,更是不公平和不客觀的。

4 註疏書籍/《論語》 編輯

《論語》《論語》
《論語》自漢代以來,便有不少人註解它。《論語》和《孝經》是漢朝初學者必讀書,一定要先讀這兩部書,才進而學習「五經」,「五經」就是今天的《詩經》、《尚書》(除去偽古文)、《易經》、《儀禮》和《春秋》。看來,《論語》是漢人的啟蒙書的一種。漢朝人所註釋的《論語》,基本上全部亡佚,今日所殘存的,以鄭玄(127—200,《後漢書》有傳)注為較多,因為敦煌和日本發現了一些唐寫本的殘卷。估計十存六七;其他各家,在何晏(190—249年)《論語集解》以後,就多半只存於《論語集解》中。

現在《十三經註疏·論語註疏》就用何晏《集解》,宋人邢昺(932—1010年,《宋史》有傳)的《疏》。至於何晏、邢昺前後還有不少專註《論語》的書,可以參看清人朱彝尊(1629—1709年,《清史稿》有傳)《經義考》,紀盷(1724—1805年)等的《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以及唐陸德明(550左右—630年左右。《新唐書》對他的生卒年並沒有明確記載,此由《冊府元龜》卷九十七推而估計之)《經典釋文序錄》和吳檢齋(承仕)師的《疏證》。

關於《論語》的書,真是汗牛充棟,舉不勝舉。讀者如果認為看了《論語譯註》還有進一步研究的必要,可以再看下列幾種書:

(1)《論語註疏》——即何晏集解、邢昺疏,在《十三經註疏》中,除武英殿本外,其他各本多沿襲阮元南昌刻本,因它有《校勘記》,可以參考,基本文文字出現於《校勘記》的,便在那文字句右側用小圈作標識,便於查考。

(2)《論語集注》——宋朱熹(1130—1200年)從《禮記》中抽出《大學》和《中庸》,合《論語》、《孟子》為《四書》,自己用很大功力做《集注》。固然有很多封建道德迂腐之論,朱熹本人也是個客觀唯心主義者。但一則自明朝以至清末,科舉考試,題目都從《四書》中出,所做文章的義理,也不能違背朱熹的見解,這叫做「代聖人立言」,影響很大。二則朱熹對於《論語》,不但講「義理」,也注意訓詁。所以這書無妨參看。

(3)劉寶楠(1791—1855年)《論語正義》——清代的儒生大多不滿意於唐、宋人的註疏,所以陳奐(1786—1863年)作《毛詩傳疏》,焦循(1763—1820年)作《孟子正義》。劉寶楠便依焦循作《孟子正義》之法,作《論語正義》,因病而停筆,由他的兒子劉恭冕(1821—1880年)繼續寫定。所以這書實際是劉寶楠父子二人所共著。徵引廣博,折中大體恰當。只因學問日益進展,當日的好書,今天便函可以指出不少缺點,但參考價值仍然不少。

(4)程樹德《論語集釋》。

(5)楊樹達(1885—1956年),《論語疏證》。這書把三國以前所有徵引《論語》或者和《論語》的有關資料都依《論語》原文疏列,有時出己意,加案語。值得參考。

(6)楊伯峻《論語譯註》。楊伯峻先生是一位語言學家,在古漢語語法和虛詞的研究方面頗有建樹。楊伯峻先生的學術背景及其家學淵源,使他在註解《論語》、《孟子》和《春秋左傳》等古籍時顯得遊刃有餘。他的《論語譯註》注重字音詞義、語法規律、修辭規律及名物制度、風俗習慣等的考證,論證周詳、語言流暢,表述清晰準確,不但有很高的學術價值,更是普通讀者了解《論語》的一本入門參考書。當然,《論語譯註》在今天來看也是瑕瑜互見的。

 (7) 《論語別裁》 ——南懷瑾講述,復旦大學出版社出版。雖然南懷瑾先生自稱:本書定名為「別裁」,是因為其講解,都自別裁於正宗儒者經學之外,只是個人一得所見,不入學術預流,未足以論下學上達之事也。但南先生淵博的學識,「經史合參」的研究方法,有別於正統學者的講述方法,使得本書別具特色,對現代人了解《論語》有很大的幫助,建議收藏。

5 價值影響/《論語》 編輯

《論語》《論語》
《論語》首創語錄之體。漢語文章的典範性也發源於此。《論語》一書比較忠實地記述了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行,也比較集中地反映了孔子的思想。今本《論語》共二十篇。儒家創始人孔子的政治思想核心是「仁」、「禮」、「義」。據統計,在《論語》中,孔子講「仁」的地方共109次,講「禮」的地方共75次。孔子的「仁」含意廣泛,幾乎包括所有做人道理。他說有五種品德算是仁:「恭、寬、信、敏、惠。」又解釋:「恭則不侮,寬則得眾,信則人任焉,敏則有功,惠則足以使人。」

《論語》以記言為主,「論」是論纂的意思,「語」是話語,經典語句,箴言,「論語」即是論纂(先師孔子的)語言。《論語》成於眾手,記述者有孔子的弟子,有孔子的再傳弟子,也有孔門以外的人,但以孔門弟子為主。

作為一部優秀的語錄體散文集,它以言簡意賅、含蓄雋永的語言,記述了孔子的言論。《論語》中所記孔子循循善誘的教誨之言,或簡單應答,點到即止;或啟發論辯,侃侃而談;富於變化,娓娓動人。

《論語》又善於通過神情語態的描寫,展示人物形象。孔子是《論語》描述的中心,「夫子風采,溢於格言」(《文心雕龍?徵聖》);書中不僅有關於他的儀態舉止的靜態描寫,而且有關於他的個性氣質的傳神刻畫。此外,圍繞孔子這一中心,《論語》還成功地刻畫了一些孔門弟子的形象。如子路的率直魯莽,顏淵的溫雅賢良,子貢的聰穎善辯,曾皙的瀟洒脫俗等等,都稱得上個性鮮明,能給人留下深刻印象。孔子因材施教,對於不同的對象,考慮其不同的素質、優點和缺點、進德修業的具體情況,給予不同的教誨。表現了誨人不倦的可貴精神。據《顏淵》載,同是弟子問仁,孔子有不同的回答,答顏淵「克己復禮為仁」,答仲弓「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答司馬中「仁者其言也訒」。顏淵學養高深,故答以「仁」學綱領,對仲弓和司馬中則答以細目。又如,同是問「聞斯行諸?」孔子答子路:「又父母在,如之何其聞斯行之!」因為「由也兼人,故退之。」答冉有:「聞斯行之。」因為「求也退,故進之。」這不僅是因材施教教育方法的問題,其中還飽含孔子對弟子的高度的責任心。

6 核心內容/《論語》 編輯

7 論教與學/《論語》 編輯

8 論為政/《論語》 編輯

《論語》論語
為政者必須在為政中充分體現出「仁」,即行「仁政」「仁政」也叫「德政」。亦即孔子所云「為政以德」。一個人,或是一個政權「為政以德」,就會受到人民的擁護。故王者「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共之」仁政的宗旨, 是給人民以好處。在政治實踐中,仁政又表現在為政的各個方面。 

首先,崇尚禮治和道德教化。孔子說: 「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禮規定了每個社會角色的權利、義務和行為規範,是人們的行動準則。

其次是減輕人民負擔。當時人民的負擔,主要有二,一是賦稅,二是勞役。在賦稅方面,儒家主張「什一稅」,亦即十稅其一,當時說來是最輕的稅。在《顏淵》中,有若就勸說魯哀公採用什一稅。在勞役方面,孔子主張「使民以時」。孟子也說「勿奪民時」要適時地使用民力,不能在農忙時節徵用民力,以免耽誤農時。在農業社會中,大區域的耽誤農時就意味著動搖國家的經濟基礎。 

其三,注重為政者的道德力量。為政者必須以自己的道德力量感化百姓,而不能以權勢壓服百姓。

其四,「舉賢才」與合理使用人才。在孔子時代,選拔人才主要是靠官員薦舉。薦舉人才,是為政者的要務之一。古人認為舉賢之賢,賢於用力之賢,亦即伯樂之賢,賢於千里馬。

關於合理使用人才,《論語》中至少講了三點。

第一,人才各有所長,也各有所短,應當用其長而避免用其短,做到不使人才錯位,使人才都能得到他的最佳位置,盡其長,盡其才。 

第二,對人才不能求全責備。金無足赤,人無完人。如果求全責備,就無人可用。子路問政,孔子所答,就有「赦小過」一條。子路也說,君子用人是「器之」,用其長而已;小人用人是「求備焉」,結果必然是失去大量可用之才,所用也未必是美才。 

第三,善於博採眾長,實行人才組合。為政者不一定是某一方面的專家,更不可能是各方面的專家,但必須是組織專家辦事的專家。

9 哲學思想/《論語》 編輯

 (一) 關於鬼神。鬼神信仰是跟人類一起誕生的。殷人極重鬼神,祭祀唯謹。周人重人事,但不廢祭祀,孔子也正是如此。他從來也沒有斷言鬼神是否存在。他的態度是「敬鬼神而遠之」,對鬼神,既要按禮祭祀,唯謹唯敬,又不能指望他們賜福。那麼,既然不指望鬼神賜福,為什麼還要祭祀呢?《學而》中曾子云: 「慎終追遠,民德歸厚矣。」祭祀不過是一種推行教化的手段。後世的神道設教,正由此發展而來。

(二) 關於天命。孔子「罕言」天命,但他相信天命。他感覺到有一種不可逆轉、不可抗拒、不以人的意志和努力為轉移的強大的力量存在。這種力量,就是天命。冉伯牛患惡疾將死,孔子執其手,呼「命矣夫」!顏回亡,孔子連呼「天喪予」!他又說: 「道之將行也與?命也;道之將廢也與?命也。公伯寮其如命何!」子夏「死生有命,富貴在天」之語,亦或聞諸孔子。 

《論語》論語
不孔子知道有「天命」存在,知道天命不可違,他說「君子有三畏」,第一就是「畏天命」。但是,他絕不乞靈於天的恩賜,而是堅持人為的努力。當然,既然天命不可違,人為的努力不能逆天命而動,而是要應順天命,這樣,人為的努力才能成功。要使人為的努力應順天命,必須首先把握天命,故孔子提出了「知命」之說。

(三) 關於人與環境的關係。孔子認為,人跟環境的關係是雙向的。一方面,環境能影響人。孔子云: 「性相近也,習相遠也。」性本相近,為何「習相遠?」那是環境影響的結果,另一方面,人也能影響環境、改造環境。《子罕》雲,孔子欲居九夷,有人對他說: 「陋,如之何?」孔子曰: 「君子居之,何陋之有?」九夷之地文化落後,但君子能行教化,改變其地文化落後的狀況。 

(四) 關於中庸。中庸是一種方法論。孔子云:「中庸之為德也,其至矣乎!民鮮久矣。」

10 歷史傳承/《論語》 編輯

《論語》因秦始皇焚書坑儒,到西漢時期僅有口頭傳授及從孔子住宅夾壁中所得的本子,計有:魯人口頭傳授的《魯論語》20篇,齊人口頭傳授的《齊論語》22篇,從孔子住宅夾壁中發現的《古論語》21篇。西漢末年,帝師張禹精治《論語》,並根據《魯論語》,參照《齊論語》,另成一論,稱為《張侯論》。東漢末年,鄭玄以《張侯論》為依據,參考《齊論語》、《古論語》,作《論語注》,是為今本《論語》。《齊論語》、《古論語》不久亡佚。現存《論語》共20篇,492章,其中記錄孔子與弟子及時人談論之語約444章,記孔門弟子相互談論之語48章。

西漢時,中央政府定《論語》為專門之學,設博士專門研究、傳授。《隋書・經籍志》 將《論語》列入《經類》 。宋時《九經》中有《論語》 ,朱熹將《論語》《孟子》與《禮記》 中的《大學》《中庸》二篇合編為《四書》,並為作集注。明、清官方將朱注作為科舉考試的標準,朱注《四書》遂為讀書人的必讀書,影響之大,罕有其匹。古往今來研究《論語》的著作極多。日人林泰輔《論語年譜》,著錄歷代研究《論語》的著述達三千種之多。影響比較大的有這樣幾種: 三國・魏・何晏《論語集解》,宋・邢昺《論語註疏》,朱熹《論語集注》(即《四書集注》本),清・劉寶楠《論語正義》。近人楊伯峻、金良年都各自著《論語譯註》行世。葉聖陶編《十三經索引》,可以很容易地查到包括《論語》在內的《十三經》中的任何一句話的出處。

《論語》作為孔子及門人的言行集,內容十分廣泛,多半涉及人類社會生活問題,對中華民族的心理素質及道德行為起到過重大影響。直到近代新文化運動之前,約在兩千多年的歷史中,一直是中國人的初學必讀之書。

五四運動以後,《論語》作為封建文化的象徵被列為批判否定的對象,爾後雖有新儒學的研究與萌生,但在中國民主革命的大背景下,儒家文化在中國並未形成新的氣候。

然而,嚴峻的事實是,一個新型的社會,特別是當它步入正常發展軌道的時候,不能不對自己的民族精神及傳統文化進行重新反思,這是任何一個社會在其自身發展過程中所不能忽視的重要環節。特別是民族文化的精粹,更值得人們重新認識,重新探索。這使我想到人類的共性與個性,文化的共性與個性,民族文化的辯證否定本性。同時,也是毛澤東「古為今用,洋為中用」思想的價值之所在。

不可否認,《論語》有自己的糟粕或消極之處,但它所反映出來的兩千多年前的社會人生精論,富有哲理的名句箴言,是中華民族文明程度的歷史展示。即使今天處在改革開放、經濟騰飛、文化發展的時代大潮中,《論語》中的許多思想仍具有一定的借鑒意義和時代價值。

11 評價/《論語》 編輯

錢穆說:"《論語》自西漢以來,為中國識字人一部人人必讀書。"(《論語新解》)

林語堂說:"《論語》這部書,是孔學上的聖經,是一套道德的教訓。"(《孔子的智慧》)

趙普說,「半部《論語》治天下」

12 爭議/《論語》 編輯

《論語》論語
孔子於〈陽貨〉提及「唯女子與小人為難養也。」這句話通常被認為是孔子推行大男人主義思想。然而有人指出此句後面尚有「近之則不遜,遠之則怨。」,專指「近之則不遜,遠之則怨。」的女子與小人。另一說認女子與小人為男女僕人。但最近亦有人提出,「小人」即為「兒童」、「小孩」的意思,所以這段話可以解讀為「養活一個家庭是很艱難的」。

另孔子於〈泰伯〉中說:「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對於人民,可以放任他們,卻不能讓他們有智慧。」)批評者認該句為孔子推行愚民政策之例證。文化大革命時期這句話被公開批判,且直到現在仍被作為這句話的公認解釋。然而另有一種說法認為,這句話原文並無標點,而後人的句讀有問題,應為:「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有能力的人,可讓他們自由發揮;沒有能力的人,則要讓他們學習。」)按此說則孔子並非認同愚民政策。此二說迄今未能達成一致。

13 《論語》語摘/《論語》 編輯

子曰:學而時習之,不亦悅乎?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人不知而不慍,不亦君子乎?

曾子曰:吾日三省乎吾身。為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傳不習乎?

子貢曰:貧而無諂,富而無驕。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貧而樂,富而好禮者也。

子曰:吾十有五而志於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所欲,不逾矩。

子曰:君子不器。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師!

子貢問君子。子曰:先行其言,而後從之。

子曰: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

子曰: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

子曰:多聞闕疑,慎言其餘,則寡尤。多見闕殆,慎行其餘,則寡悔。

子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

子曰:君子之於天下也,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

子曰:見賢思齊焉,見不賢而內自省也。

子貢問友。子曰:忠告而善道之,不可則止,毋自辱焉。

季文子三思而後行。子聞之,曰:再,斯可矣!

子曰: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文質彬彬,然後君子。

子曰: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游於藝。

子曰: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如不可求,從吾所好。

子曰:飯疏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

《論語》論語
子曰:君子坦蕩蕩,小人長戚戚。

子曰: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

子溫而厲,威而不猛,恭而安。

子絕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

廄焚,子退朝,曰:傷人乎?不問馬。

顏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為仁。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

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君子敬而無失,與人恭而有禮,四海之內,皆兄弟也。

子曰:邦有道,危言危行,邦無道,危行言孫。

子曰: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

子曰:唯女子與小人為難養也,近之則不孫,遠之則怨。

子曰:君子道者三,我無能焉。仁者不憂,知者不惑,勇者不懼。

子貢問曰: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於人。

君子有三戒:少之時,血氣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壯也,血氣方剛,戒之在斗;及其老也,血氣既衰,戒之在得。

子曰:「溫故而知新,可以為師矣。」(《為政》)!

14 孔子介紹/《論語》 編輯

《論語》孔子
孔子(公元前551年9月28日―公元前479年4月11日):即孔丘,字仲尼,出生於魯國陬邑(今山東省曲阜市尼山鎮境內),東周春秋末期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孔子開創了私人講學的風氣,是儒家學派的創始人,其儒家思想對中國和世界都有深遠的影響。

孔子曾帶領部分弟子周遊列國十四年,晚年修訂了《六經》(《詩》《書》《禮》《樂》《易》《春秋》)。相傳他有弟子三千,賢弟子七十二人。孔子去世后,其弟子及其再傳弟子把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行語錄和思想記錄下來,整理編成了儒家經典《論語》。

孔子在古代被尊奉為「天縱之聖」「天之木鐸」,是當時社會上的最博學者之一,被後世統治者尊為孔聖人、至聖、 至聖先師、萬世師表、文宣皇帝、文宣王,是「世界十大文化名人」之首。

北宋政治家趙普曾有「半部《論語》治天下」之說。它從一個側面反映出此書在中國古代社會所發揮的作用與影響之大。

相傳他有弟子三千,賢弟子七十二人,曾帶領部分弟子周遊列國。孔子的思想對後世產生了極其深遠的影響。孔子和戰國時期儒家代表人物之一的孟子,被後世稱為「孔孟」。孔孟兩者思想的結合,形成了儒家思想中的「孔孟之道」。

《論語》進入經書之列是在唐代。「到唐代,禮有《周禮》《儀禮》《禮記》,春秋有《左傳》《公羊》《穀梁》,加上《論語》《爾雅》《孝經》,這樣是十二經。」

宋儒朱熹將《論語》與《中庸》《孟子》《大學》合稱「四書」又與《詩經》《尚書》《禮記》《周易》《春秋》(簡稱為「詩、書、禮、易、春秋」)並稱為「四書五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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