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鳳蓮[大寨集團董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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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時間: 2018-1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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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鳳蓮[大寨集團董事長]

郭鳳蓮,在她六十餘年的歲月里,幾番逐浪沉浮,幾度隨花開謝。她曾經榮耀地站在虎頭山上放聲高歌,也曾經失意地呆在家中閉門苦思。如今她正沉著練達地馳騁於商海。從某種角度來看,郭鳳蓮是新中國農村發展史的一個縮影。從另一個角度來看,她所經歷的光榮和迷惘,挫折和重生,其實是我們共同走過的一段心靈旅程。 三十年滄海桑田,大地上每天都有新的輝煌誕生,但這並不意味著昨天的故事隨風遠去。郭鳳蓮說:「人不能和歷史賭氣」。這是六十年人生閱歷教給這個農村女子的智慧。

中文名:郭鳳蓮籍貫:山西
出生地:大寨民族:漢族
國籍:郭鳳蓮[大寨集團董事長]中國職業:政治 大寨黨支部書記

人物經歷/郭鳳蓮[大寨集團董事長]編輯

郭鳳蓮,女,漢族,1947年9月生,山西昔陽人,1966年1月加入中國共產黨,1971年11月參加工作,中央黨校大專學歷。

1968-1978年擔任山西省昔陽縣大寨公社黨委副書記、革委會副主任,中共昔陽縣委委員、副書記,山西省革委會副主任;1980年調任晉中果樹研究所副所長;1991年被任命為中共昔陽縣委常委、大寨黨支部書記;1992年當選為昔陽縣政府副縣長;1994年任山西省婦聯副主席;同年改任昔陽縣委副書記;現任全國人大常委,大寨黨總支書記、經濟開發總公司董事長。

在「農業學大寨」那個特殊的年代里,被稱為「鐵姑娘」的郭鳳蓮與大寨一起站到了歷史的舞台上。應該說,陳永貴為改變大寨的落後面貌做出了巨大貢獻,而郭鳳蓮就是從他手上接過大寨的這面大旗。那時的大寨,風光無限。但是隨著文革后的撥亂反正,大寨和郭鳳蓮漸漸遠離了人們的視線。二次創業,重振大寨的擔子落在了「鐵姑娘」的肩上。順應改革的浪潮,從當年「全國農業學大寨」到「大寨學全國人民」這樣的轉變不容易,而郭鳳蓮和她的大寨做到了。她大力推進村辦企業和第三產業的發展,走農工商一體化的路子。大寨企業經歷了村辦小作坊到規模化、專業化、品牌化發展的轉變。如今的大寨,又實現了「小有教,老有靠,病有報」,一片繁榮景象。(資料來源:《中國經濟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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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1年11月至1973年11月大寨公社黨委副書記。

郭鳳蓮[大寨集團董事長]郭鳳蓮

1973年11月至1980年06月大寨村黨支部書記。

1980年07月至1982年07月待分配。

1982年07月至1987年04月晉中果樹研究所副所長。

1987年04月至1991年11月昔陽縣公路段黨支部書記。

1991年11月至今大寨村黨支部書記。

1992年07月昔陽縣政府副縣長,

1995年06月昔陽縣縣委副書記,

1994年11月至2006年11月任山西省婦聯副主席(兼職)。

2006年11月任山西省婦聯巡視員。

 

初試鋒芒
郭鳳蓮[大寨集團董事長]郭鳳蓮

山西省昔陽縣大寨村黨總支書記,郭鳳蓮是傳奇式人物。1947年生於昔陽縣離大寨不遠的武家坪村,三歲失去了母親,寄居在大寨村的姥姥家。1962年完小畢業后在大寨務農。1963年參加了大寨的抗災自救,同當時的「鐵姑娘」們一道投入到了「先治坡后治窩」的勞動。1964年,年僅十六歲的郭鳳蓮,任鐵姑娘隊隊長;她與那些花季少女同男社員一樣戰天鬥地斗,改造家鄉落後面貌,成了那個特定歷史時期中的一個家喻戶曉的人物,曾受到毛主席、周恩來、李先念、鄧小平等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的熱情接見和讚揚。也正是如此,郭鳳蓮頭的的光環越來越耀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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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模省領導

從1968年至1978年的十年間,她雖然在大寨工作,但身兼數職,大寨公社黨委副書記,革委會副主任,中共昔陽縣委委員,中共昔陽縣委副書記,山西省革委會副主任,1977年當選為中共十一大代表,中央候補委員,1978年當選為五屆全國人大代表,人大常委會委員。2003年、2008年連續當選第十屆、第十一屆全國人大常委。2009年1月18日,榮獲第七屆中國十大女傑榮譽稱號。

歷史轉折
郭鳳蓮[大寨集團董事長]年輕時的郭鳳蓮

1978年12月18日,北京。十一屆三中全會的會場上,在169位中央委員和112位中央候補委員中間,有一位31歲的年輕女性,她默默地坐著,茫然地感受著眼前熱烈的氣氛和一項項具有歷史意義的決策。她就是山西大寨黨支部書記、中央候補委員郭鳳蓮。

此時她並不知道,安徽省鳳陽縣小崗村的18戶農民,已簽訂「秘密協議」,按下了18顆鮮紅的手印,搞起了大包干。由此開始,中國農民選擇了與大寨全然不同的發展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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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屆三中全會的勁風讓大多數中國人歡欣鼓舞,卻把郭鳳蓮吹得有些迷惘。回到大寨后,她還是像過去一樣,一邊組織社員學習文件,一邊利用冬季農閑和大家一起修地壘壩。慢慢地,她知道了小崗村發生的一切,但是,她並不想改變大寨的方向。

郭鳳蓮的內心並不平靜,因為質疑大寨的聲音越來越響,越來越多。大力支持小崗村包產到戶的安徽省委第一書記萬里明確宣布:安徽決不再組織參觀大寨。

這讓剛過而立之年的郭鳳蓮感到猝不及防,她似乎已經感到,大寨執掌了16年的中國農村建設大旗將從自己手中悄然滑落。

1980年9月,郭鳳蓮收到了一份意外的通知,這份來自昔陽縣委組織部的通知中說:即日起你調離大寨村,工資定為行政24級,工齡從今天算起。郭鳳蓮哭了,哭了一頓之後說,「服從黨的調動」。從此,她默默地離開了為之奮鬥了近17年的大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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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11月,中共中央(83)號文件轉發了山西省委《關於農業學大寨運動中經驗教訓的檢查報告》。文件指出:歷史已經證明,把先進典型的經驗模式化、絕對化、永恆化的做法是錯誤的,有害的。

郭鳳蓮被調離后第二年,大寨村才開始試行生產責任制,但是由於一部分黨員群眾的反對,1982年又走了回頭路。直到1983年大寨村才下放了自留地,比起其他地方整整晚了兩年的時間。

此時,大寨村沒有了排成長隊來參觀學習的人群,只有寂寞的風吹過曾經火熱的虎頭山和梯田。郭鳳蓮這個名字,也從人們的視野中長久地消失了。

與此同時,大寨村換了4任支書。雖然日子要比六七十年代寬裕一些,但不論人們怎樣努力,都無法再使自己勇立潮頭。大寨人懷念光輝歲月中的郭鳳蓮,希望她能夠重新帶領大寨人走出新的精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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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次創業

1991年11月15日,在群眾的呼籲聲中,離開了11年的郭鳳蓮被任命為大寨村第8任黨支部書記,再次回來的她已經45歲,心裡頭憋著一股勁兒。剛回到大寨不久的郭鳳蓮讀到了一篇報道——《東方風來滿眼春》。在這篇改變了許多人思想和命運的著名文章中,郭鳳蓮被鄧小平一系列精彩而深刻的話語所打動:「社會主義的本質,是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最終達到共同富裕。」「計劃多一點還是市場多一點,不是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本質區別。」

這些話宛若閃電,劈開了郭鳳蓮心頭的陰影。她終於在新的時代尋找到新的歷史邏輯。致富光榮,貧窮不是社會主義!

無論是自力更生還是艱苦奮鬥,此時都有了新的意義,郭鳳蓮開始帶領大寨進行第二次創業。1992年春,郭鳳蓮和老勞模宋立英乘火車前往上海。在這個即將成為長江三角洲乃至整個中國經濟領跑者的城市,郭鳳蓮了解著一切新鮮事物,包括卡拉OK和咖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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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業難,二次創業更難,在沒有任何經驗的市場經濟中二次創業難上加難。但曾經戰天鬥地的郭鳳蓮扛得起任何艱難。她走南闖北,賣煤炭,辦水泥廠,請專家,學著經營,學著商業談判,甚至學著陪笑臉求人,學著喝酒。

走過了一段五味雜陳的創業路,郭鳳蓮逐漸得心應手。她甚至學會了品牌的有效擴張,在三家與外地的合資企業中,光是「大寨品牌」這一無形資產就佔有25%多的股份。

主要成就/郭鳳蓮[大寨集團董事長]編輯

獲獎記錄
經濟品牌

2007年,大寨村經濟總收入1.2億元,比1980年增長了600倍,距離1992年她在上海時的那個百萬元夢想,大寨已經走得很遠了。在郭鳳蓮的手上,大寨完成了從昔日「政治品牌」到今朝「經濟品牌」的轉身。

回望大寨/郭鳳蓮[大寨集團董事長]編輯

2008年10月7日,中國油畫協會主席詹建俊率領20多位中國油畫名家來到大寨,舉行主題為「回望大寨——紀念改革開放30年周年」的採風活動。詹建俊為郭鳳蓮帶來了一份珍貴的禮物,一副珍藏了33年的速寫作品。

郭鳳蓮說:「畫得真好。」

詹建俊說:「那時候郭鳳蓮同志是風華正茂,是最美麗的領導。」

1964年,不滿18歲的郭鳳蓮成為大寨鐵姑娘隊隊長。在鐵姑娘隊的22名成員中,最小的只有14歲,最大的不過18歲。就是她們,在一場罕見的洪水沖毀了大寨的田地和房屋之後,和男人們一樣用自己的肩膀扛起災難。這些和男人們一樣承受苦難和繁重勞動的少女們,贏得了所有人的尊敬,人們用「鐵姑娘」來為她們命名。

郭鳳蓮回憶說:「參加了第一線的勞動,那就是奮不顧身地要干,就是一個字,干……而且當時想的社會主義就是這樣,這就是建設社會主義。」

對這個年輕的姑娘來說,最快樂的時刻是在參加勞動的一年之後。那個秋天,郭鳳蓮看著在廢墟上重建的新居和40萬斤糧食,激動不已。她第一次感受到智慧和勤勞具有多麼大的力量,並深深沉醉於艱苦創業帶來的成就感。更令她驚訝的是,大寨這個普通農村的名字開始頻頻出現在報紙、電台和先進事迹報告會上。

1964年3月28日,時任山西省委書記的陶魯茄向毛澤東彙報大寨事迹。毛澤東意味深長地說:「窮山溝里出好文章。」

1964年年底,周恩來總理在《政府工作報告》中,專門表揚了一個小小的村莊——大寨,他把大寨精神總結為8個字:自力更生,艱苦奮鬥。

這一切,開啟了轟轟烈烈的「農業學大寨」運動,而郭鳳蓮也日益為人們所熟知。

1973年6月,26歲的郭鳳蓮成為大寨黨支部書記,她走上了人生中的第一個高峰。她滿足地看著大寨成為一片精神聖地,各地的人們朝聖般地湧來。當然,並不是每一個籠罩在光環下的人都能意識到光環背後的陰影。

外界評價/郭鳳蓮[大寨集團董事長]編輯

郭鳳蓮堅信作為一種精神,自力更生、艱苦奮鬥具有普遍意義。但是,那個時代所有被歷史裹挾著往前走的人恐怕都來不及思考:大寨模式是否適用於從農村到城市,從教育、衛生、科學、文化甚至到國防建設的一切領域?這种放之四海而皆準的邏輯又是否符合邏輯呢?

當大寨這篇「文章」被人在「文革」政治舞台上越做越大的時候,它的示範意義也就越來越偏離中國農村的實際。

事實上,就連郭鳳蓮自己也沒能把貧窮從身邊趕走。

郭鳳蓮回憶說:「一年一口人分到的小麥是二斤半,這二斤半小麥在磨上還填不了磨盤眼兒。過年吃餃子,當時大寨人吃是玉米麵餃子,當時非常困難,能吃得起玉米麵餃子就不簡單了。」

當辛勤的勞動並不能讓人們收穫富裕,甚至不能讓人吃飽飯的時候,一些樸素的道理重新回到了人們心中。小崗村農民1978年冬天的冒險,在一年多后,變成了近三分之一中國農民的選擇;又過了7個月,這個數字超過了五分之四。1982年的第一天,中共中央發出第一個關於「三農」問題的「一號文件」,明確指出包產到戶、包干到戶或大包干「都是社會主義生產責任制」。1984年,99%的農民選擇了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中國的農村煥發出重生般的活力。

大寨的道路成了過去時。

然而,郭鳳蓮和大寨的轉身卻顯得格外艱難,歷史慣性的旋律還在她們的腦海中盤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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