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8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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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時間: 2019-0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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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8事件,1947年2月28日,台灣「二·二八事件」爆發。2月27日,國民黨軍警在台北打死了為減稅請願的商販。2月28日,台北市民罷市、遊行請願,又遭國民黨當局的鎮壓,激起了全省民眾的憤怒,爆發了大規模武裝暴動。幾天之內,暴動民眾控制了台灣大部分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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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簡介/228事件 編輯

  二二八事件是台灣於1947年2月底發生的大規模民眾反抗政府事件,及其後3月至5月間國民黨政府派遣軍隊對台灣人民進行一連串鎮壓的清鄉事件,其中包括民眾與政府之間的武裝衝突、軍隊鎮壓平民、當地人對新移民的攻擊,以及事件初始時少數族群間的衝突等。

二二八事件二二八事件
該事件的導火線是1947年2月27日,台北市的一件私煙查緝血案而引爆衝突,觸發2月28日發生台北市民的請願、示威、罷工、罷市翌日。同日,市民包圍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的抗議,遭駐署的衛兵攻擊,從此該事件由請願轉變而為對抗公署的政治性運動,並觸發由國民政府接收台灣后因貪腐失政所累積的民怨、省籍衝突。抗爭與衝突在數日內蔓延全台灣,使原本單純的治安事件演變為社會運動,最終導致官民間的武裝衝突,以及台灣當地人和外省人之間的族群衝突。省籍衝突與互相攻擊事件不斷發生在數日內蔓延全台灣,最終導致國軍部隊鎮壓。此事件中,造成許多傷亡數字眾說紛紜;而死亡人數有少於一千人至萬餘人乃至數萬人的概括估計,於是中華民國政府通過以道歉、金錢賠償等方式加以補償受害者家屬。

  二二八事件發生原因極為錯綜複雜,首先由於台灣人缺乏了解對中國的政治制度與社會現況導致期望落空,當時統治台灣的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治台政策缺失,官民關係惡劣、軍紀不佳。在經濟方面通貨膨脹與失業等嚴重問題,且不當之管制政策加劇。因而逐漸形成一股不滿政府的廣泛情緒爆發。事件后擴大鎮壓屠殺、實施清鄉、逮捕槍決知識菁英和民眾,亦使二二八事件影響台灣長達數十年。

  二二八事件的發生當時與台灣獨立運動並無關係,不過卻成為日後台灣獨立運動興起的重大誘因。此外,當時正與中華民國政府處於交戰狀態的中國共產黨在台灣的地下黨人員對二二八事件參與,使得事件背景更加混亂複雜,更成為中共至今對其於台獨歷史關係的一個不願回顧和難以解釋的要害點。

  現在的台灣人民,亦把二二八事件當成2.28和平紀念日

2 背景/228事件 編輯

  1945年, 結束,日本宣布向美國、中華民國、蘇聯等同盟國無條件投降,並移交包含日本本土在內的所有日本統治區域的管理權。依照同盟國所達成的開羅宣言,在甲午戰爭中由滿清割讓給日本的台灣、澎湖等島嶼將歸還給中華民國。於是在總理日本接管事務的盟軍太平洋司令麥克阿瑟的指示日本,將台、澎等地區交由同盟國成員中華民國接管。雖然戰前(1895年至1945年)在日本的統治下,台灣的近代化有出色的表現,但仍未能完全脫離殖民地的角色,政治上的壓迫與經濟上的榨取造成許多台灣人民不滿,而這種不滿的情緒便開始轉化為對中國的熱烈期待,並在陳儀於1945年10月25日代表中國戰區最高統帥蔣中正來台接受日本投降時達到高潮。同日,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正式運作。

  戰後的中國因為中國共產黨的武力革命活動日熾而依然動蕩不安,雖然美國於1946年1月開始派遣馬歇爾上將介入調解,但終歸失敗收場,並自同年6月起展開全面性的國共內戰。

  受此影響,大陸的經濟情勢江河日下,當時通行的法幣一再貶值,民生物資飛漲,又加以中國國民黨領導下的政府貪污腐敗問題嚴重,使得越來越多的人民不信任代表資本家利益的中國國民黨,轉向支持宣揚工農利益的中國共產黨,也因此政府軍在一連串戰略錯誤、作戰失敗下逐漸陷入被動、士氣低落,相較之下中國共產黨勢力則越來越強大。

  戰後初期台灣銀行所發行的「台幣一百萬元」本票台灣產業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遭受重創,戰後台灣農業產值只有1937年的49%,工業產值則不到33%。此外學校、商店、工廠、醫院、鐵路、發電廠等建設也受到戰火嚴重破壞,加上日本政府停止台灣人儲蓄金歸還申請,債券成廢紙,造成金融與物價秩序混亂。

  國民政府接管之後又大量印製鈔票,並將台灣人賴以維生的米、布、鹽、糖等民生物資運往中國以資助國共內戰,造成嚴重的通貨膨脹[3](後來的幣制改革中,1元新台幣換四萬舊幣)[4]。而且國民政府一方面接收原屬日本人與殖民政府的財產,並拆裝賣往大陸,另一方面又延續日本殖民政策中的專賣制度,壟斷如煙、酒、糖、樟腦等的買賣,並利用各種關係排擠民營公司,並積極實施嚴格的經濟管控措施,壟斷了台灣與大陸貿易的經濟管道,繼續延續日本殖民地方式處理台灣,甚至變本加厲,讓原本期待結束殖民對待的台灣人感到更加失望。

  日人撤出台灣,台人認為有更多的參政機會,但是國民政府在台灣政治控制上,重要職位幾由外省人控制,長官公署的九個重要處會十八位正副處長中,只有一位副處長是台灣本省人。十七位縣市長中,僅四名本省人,且均為返自重慶之「半山」,並不受台人歡迎。此外,「同工而不同酬」的待遇,以及台人不易謀得公家機構之職,更是引發台人不滿[5]。相較之下,在日治末期,台灣議會有半數官派,半數民選,竟然台灣日治時期,本省人反而有更大的自治權力。

  接管台灣的國民政府官員也有嚴重的官僚作風與貪污問題,例如把持機關任用私人、涉足不良場所、不守紀律常為媒體所報道,而暫駐台灣的中國軍隊則是軍紀敗壞,例如乘車食餐不付錢、低價強買、仗勢賒借,乃至有偷搶拐騙、開槍傷人、姦汙婦女等事情發生。此等缺點與日治時期日本官員的高行政效率、紀律嚴明形成強烈對比[6],也使得台灣人民越來越輕蔑與敵視來自中國大陸的人民。

  當時台灣剛經歷50年日本統治,四處皆可見到日文,舉目皆是日本風味,甫歷經中日八年戰爭來台的大陸人對於當地文化感到適應不良[7]。從1942年1月開始,日本政府實施志願兵役,雖然台灣人有權利不選擇參戰,部分地區卻因日本殖民教育灌輸下出現少數人加入日軍侵華作戰的現象[8][9],許多外省人因此遷怒於台灣本地的親日人士,其中一些人在戰後被視為漢奸,並有受到緝捕的情況發生。陳儀領導的行政長官公署與當時握有控制權的外省人不信任本省人,認為本省人被日本「奴化」[10],這些誤解再加上當時大多數的本省人不會國語(大陸稱[普通話]),造成當時的本省人認為無論在社會權力或工作職位上均受不公平對待,十分不滿[注 5]。

  文化界和學生曾展開要求民主與經濟改革的活動。對此,擔任福建省首長時期的陳儀所主政當局採取了「寬輿論,緊經濟」的政策。一方面並未嚴格禁止批評時政的言論,但同時也未採納意見。228事件發生后,陳儀致電蔣介石委員長,台灣發生叛亂事件,但隱瞞事實真相;惟台灣省全體參政員上電蔣介石,說明事件原因及公署嚴重失政,並建請根本改革台政,勿用武力彈壓,以免事態擴大,但此說明不為蔣介石所接受[12]。最後蔣介石長下令「清鄉」,陳儀趁機採取高壓手段大肆屠殺,釀成悲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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